[转载]范代克的话语语言学思想

admin · 发表于 2012-4-29 10: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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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范代克的话语语言学理论述评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的双重跨学科范式

   范代克（van Dijk, T. A.）不仅是一位建树颇丰的语言学家，也是当代话语语言学最突出的代表之一，被学界誉为话语科学的开山力士。他企图将此学科扩大为一门包罗万象的人文科学。他起初认为解释学、早期叙事学、派克的法位学、哈里斯语言学、伦敦学派语言学等都是话语科学的来源，后来他断言作为一门以语义学和语用学为方向的研究与语言哲学也是不可分的。在范代克看来，话语科学事实上并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把话语作为主要研究目的的任何研究（刘辰诞 1999:11）。以往研究者对以下几点未做详尽探究：
1、范代克认为话语科学的前身是古典修辞学，这就赋予它久远的历史渊源。
由于古典修辞学能从如何构思到语言表达整体地对待语言运用问题，使得它在指导言语实践方面比任何其他学科如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等都拥有绝对优势。它的适用范围之广、指导性之强也是其他学科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古典修辞学不是纯语言学，而是一门融合心理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综合学科。它与话语语言学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如话语衔接手段在演说中的运用，交际环境和听众在交际中的作用，辞格和其他修辞手段的运用等。古典修辞学对话语科学的启示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哺大致如下：
首先，话语编码是交际双方的共同选择。
古典修辞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在言语交际活动中注意到了“听众”这一因素。因为修辞效果不是话语发出者操控的，而是话语接收者取得的。演说者的主要任务是影响听众，这就决定了其演讲内容与观念不能与听众相冲突。而且，论据的取舍、语言手段的运用以及篇章结构的安排等都要视听众而定。范代克察觉到该因素与话语科学的共通性，即，话语产出的策略。后来语言学家Verschueren (1999)提出的语言顺应理论进一步印证了该结点。该理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交际双方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的选择就是用语言作出种种的顺应，如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自觉顺应。其中，语境不是在交际之前给定了的，而是在交际双方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动态发生的（Verschueren 1999:158）。
当然范代克对语境的动态研究远早于Verschueren。宝贵的是，他认识到语言“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程，而是一种进行中的活动”(洪堡特语，转引自岑麒祥 1988:243，姚小平 1995:121-2），并在借鉴中，积极将古典修辞学与话语科学的语用视角结合起来探索，部分实现了前者的静态研究与后者的动态研究接轨。关于这一点，后文还有论述。
   其次，语言与现实的关系是两门学科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古典修辞学自它在古希腊的西西里岛以一种论辩演说方式出现之时就把语言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它初步探讨了言语象征与人的关系、现实与话语的关系、话语对现实的指导和影响以及话语参与并构建、改造现实的功能（张滟 2005）。对古典修辞学中语言与言语关系的审视与思考为范代克将话语分析与种族歧视、意识形态等社会政治问题联系一处，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理论提供重要的理论观照。他认为，话语具有社会性，话语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但话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还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的解释性原则，即话语、认知和社会的支架作用（戴炜华 2002）。
   除了以上两点，古典修辞学与话语科学的共通之处还包括：概念的建立与安排受系统制约、从概念到表达形式的过渡可以进行有意识的训练、表达某一概念结构的不同话语有质量高低之别等等（刘辰诞 1999:11-2）。
   当话语科学还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时，“除了古希腊先哲们关于修辞的教诲外，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以参考”（朱永生 2003:44）。对于范代克以及他的同代人（如Kristeva, Barthes等，转引自李幼蒸 1993:365-6）都是如此。具有辩证意义的是，利弊丛生的古典修辞学，作为西方哲学、文学理论、解释学、语言学、美学、现代修辞学以及话语科学的共同渊源（李幼蒸 1993，胡曙中 2002）既对其他学科的借鉴者提出严厉挑战又赋予他们取之不尽的理论源泉。范代克的语言符号学思想中处处洋溢着古典修辞学的灵感与光芒，已是不争之论。
2、话语科学与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直接相关
范代克（1985[I]:6）提到话语科学的早期研究者，如Dressler, Petofi, Schmide 以及他自己特别借用了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成果，如前者对会话中社会分析的结构和环境特征的研究和后者对语言理解问题的解释。他说：话语科学的任务是把语言使用的形势和交际形式的内外关系网加以研究，该任务一部分由话语学完成，另外一部分由社会语言学与心理语言学完成（ibid）。国内研究者对话语建构的社会心理语言学视角与之不谋而合。王德春(1995:F2)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与言语能力受到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人际言语交际在特定的社会心理环境中进行，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话语信息的传递都要依赖于社会心理环境，所以结合社会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和言语是当代语言学的重要特点。
3、跨学科的研究对象
话语科学将各种话语纳入学科范围时，就必然要求它不仅方法上是跨学科的，在对象上也是跨学科的。范代克说，这一跨学科的话语科学要系统地研究各种话语、话语结构及其条件、功能和作用，如日常语言、治疗性语言、报刊文章、小说、诗歌、演讲、教科书、墓志铭、法律文本等等（1980:8）。在庞大的学科目标承受巨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压力，一如所有跨学科研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时，他说，话语科学本身不等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而是研究在一切科学中能被探测到的解释程序、语境和话语结构（ibid）。这三个方面也正是后来他为之不懈探索的内容。为了建立话语科学，在上述探究之后，他为学科研究范围开列名单（见表1，1985[II]:1-11）：
表1：话语科学的学科研究范围
语法学：音位学、形态学、句法学
语义学与修辞学
语用学：言语行为与交际
语境学：话语的社会心理情景、对话语境、言语社会行为
叙事学：叙事话语与超结构
认知科学：言语主体的神经心理机制、认知程序与信息加工
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化

这意味着话语分析必然面临跨学科任务，而且其复杂性迫使我们按研究的目标和功能在众多的现有方法中进行特殊的选择（1985[II]:10-1）。可以看出，（1）置于建构主义语言研究范畴(王德春 1997:F7, 45-6, 60)的话语语言学，在范代克看来犹如一条由形式语义分析走向认知心理及社会语用分析的道路，是一条理性地将话语、认知、社会连接起来的途径，是现实地构筑一座融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于一炉的思维大厦。（2）它印证了宏观语言学研究的普遍方法，犹如Sapir (1929:208)所预言道，一位现代语言学家要把自己局限在本学科的传统话题之上是很困难的。如果他不是多少有些缺乏想象力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部分地或全部地共有那些把语言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以及更远的学科联系起来的共同兴趣(转引自Verschueren 2003:319)。

二、范代克的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

1、理论发展的轨迹

（1）孕育。20世纪70年代话语分析确立了其学科地位，而此时的范代克也积极地孕育着自己的学科体系。他(1972)一方面提出“话语语法”，一方面提出“一致性(coherence)”概念，即话语连贯(1977)。“一致性”概念是范代克话语语义学的主题之一，也是其外延语义学的核心概念，包括语法手段一致性、社会交际一致性（这两者被他称为“局部一致性”）和话语整体一致性。前两者代表线性关系，即，把句子与句子或命题与命题连接起来的关系；后者代表总体和整体关系，即，组成整个语篇的总主题的各种语义关系，也就是宏观结构内部的关系。他把线性结构以上的结构,即，各个分散的线性结构组成的更大单位和更高层次单位的结构称为“宏观结构(makrostrukturen)”。

认知心理学家、图式理论的创立者Schank等在1977年提出的“话语程式与知识草案”理论认为作为心理图式一部分的话语程式是知识结构中的话语结构部分，而草案则是知识结构中的语义部分，这两部分交相辉映，宏观地控制话语的生成和理解。据此，范代克(1980:4)断言“宏观结构是话语意义的精华”并论证说，话语程式涉及的是话语的宏观形式部分，与其相对应的是话语的宏观意义部分。他把后者确认为“宏观结构”并认为它抽象地体现了话语整体意义的结构(1980:18-20)。从句列的角度来看，其内部关联常常是直线延续的，而从话语角度看就不仅要具备这种直线型关联，而且还必须存在一个总体关联。该标准常常用来鉴别话语和非话语，“只有具有宏观结构的句列我们才在理论上称之为话语。因此，话语一词变为一理论性概念，它只间接地与此词在日常生活中的用法相符”(1980:41)。

（2）提出。1983年，范代克在他与Kintsch Walter合著的Strategi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一书中正式提出思索已久的话语宏观结构理论，即话语中出现的局部限制决定话语句序中句子之间的连贯。局部限制包括“微观限制/结构”而更多的总体限制，即，“宏观限制”或“宏观结构”是由话语的主要和次要话题决定的。他假定该结构至少决定一部分微观限制，并指出任何话语都应将之视为重要的一点。这在80年代初的语言学界独树一帜。受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影响，他还制定了“话语逻辑”，其目的在于生成句序的逻辑呈现以及限定对逻辑形式起作用的派生规则。他指出：传统的逻辑体系将不得不改变来使之与自然语言的非本质特性取得一致(1983:46)。

范代克历来重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他指出，该理论旨在帮助读者找到话语的理论对策，提高阅读水平。他认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通过一些删除、概括、缩写等宏观规则，逐步将一个语篇缩减成为一个宏观结构图。在构筑宏观结构的过程中读者一方面不断删除、概括低层的基本句意，一方面又在高层重新组织，布局全文。因此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可以在大脑中获得话语从微观到宏观紧密衔接的整体语义结构(1983:52-3;189-96)。“故事的因果程式、广告的劝说程式、诗歌的联想程式在某种程度上都与宏观内容互动，这种互动能激活相关的世界知识、使语言使用者能动地去理解话语中的词义或句义”(1983:65)。

同时，话语宏观结构理论不仅对话语理解提供对策，而且对话语生成也具指导力。他指出，宏观结构对话语的生成也能起一种组织引导的作用，通过反宏观规则（anti-macrorules）可以由话语宏观结构获得话语(1983:109-12)。所谓的反宏观规则就是扩充、增补信息，也就是说通过逐层增补信息我们可以由高层宏观结构扩展为低层宏观结构直至退回到原文，当然这种对话语的删除和扩展主要是语义的，因为话语宏观结构仅仅是话语的语义结构，也是话语不同层面的语义表现。

（3）深化。在这个阶段他运用理论分析新闻以及其他语篇，凸显话语的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语境。他认为，新闻的宏观结构与新闻话语的具体词、句（及其语义）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起直接组织作用的实际上是话语的语义结构。那么，宏观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必须结合新闻话语生产者的认知心理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宏观结构的作用就是赋予宏观命题以不同的功能，使宏观命题能够决定以何种宏观规则选择所要表达的微观语义信息。这样，宏观结构便通过形式范畴将功能赋予语义宏观结构，再通过认知自上而下地组织新闻的生产(1988, 1993)。

该方法的理论创新之处有两点：首先，由研究产生新闻话语的外部条件转向内部研究，即对新闻话语的形式特征和话语语法的研究，并将这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是范代克的历史创举。其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是范代克新闻话语分析的主要方法。他将新闻话语放在跨学科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从而为新闻话语研究提供了立体式的多维视角，如，他将新闻文本的生产和理解过程，与记忆、知识预设、命题建构、认知模型、情感态度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探讨，既清晰地勾勒出新闻话语生产或理解的内部流程和控制因素，又充分反映出影响这种流程的外部因素。这就涉及到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语境学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知识与方法。

2、话语类型学

范代克（1980:128）曾经借用修辞学和诗学的“超结构(superstructure)”概念以区别于“宏观结构”。他指出，一个超结构即一种话语形式，其对象—主题，即话语宏观结构。因此，必须独立于交际情境来报道种种“话语形式”的同一结果。在范代克看来，超结构是一种与话语相符合的抽象图式。它作为生产性图式意味着“我现在要讲一个故事”，而作为解释性图式它意味着读者不仅知道话语与何有关，而且首先知道它是一个故事文本。这就是话语生产中的超结构的认知方面（1985[2]: 129）。超结构分析与句法分析有同构性，所以他称之为“话语形式”并非偶然，但其特性能否被具体体现出来呢？在此范代克含混其辞。他将与天然语言系统相对的超结构称为“第二系统”并且说，在语法之外还有另一系统决定着话语类型的结构，如一种音韵或其他诗学系统（1985[2]: 132）。可见，范代克的宏观结构是保证话语语义连贯的范畴而超结构用于判定话语类型。二者应该属于广义的话语语义学，范代克称之为包括语言语义学、语体学和语用在内的话语解释学。当然，进入九十年代，范代克重新审视此概念，作出新的阐述（姜望琪等 2006）。对此，作者另文探讨。

超结构既然是话语类型的标志，超结构的类型学即话语类型学。范代克的超结构类型包括叙事结构、论证结构和科学论文结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其叙事结构，特点有：（1）前期理论备受生成语法影响，即，叙事结构被看成一套形式化转换程序或规则系统，后期受行为理论影响，将叙事结构纳入社会文化观，旨在研究叙事现象的一切方面，从语言到社会心理、文化，将叙事科学无限扩大。（2）对叙事语言形式特性的规定与社会语言学家Labov 和人类学家Longacre 惊人地相似。

范代克的叙事行为包括五个环节，即，说明（背景交待并引出人物）、复杂化（初始状态的改变）、解决（变化的结果）、评价和说教（结论）等。Labov（1972:354-405）认为一个结构完整的口头叙事应该包括六个部分，即，点题、背景、进展、评价、结局和回应。Longacre (1976:28-61)提出的人类学分析模式包括：开场白、背景、情节、结局、结论等。

3、清晰的话语认知研究

如果说宏观结构理论是范代克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那么其一贯的认知心理研究范式则影响更深。上世纪哲学经历了一次轰轰烈烈的语言学转向，语言研究也面临“认知转向”。置此观照下，语篇被理解为心理过程的产物。以认知心理过程为视角的话语科学其新意在于把交际者的知识系统纳入描写对象的范围之中，其宗旨在于描述有关话语生成、理解动机及策略的实现与处理过程。Givon指出我们真正研究的连贯不是外在话语的连贯而是能生成、储存和提取的内在话语的心理连贯(转引自王晓军 2005)。朱永生(2001)则认为，最理想的连贯是既把连贯看成是语言现象同时又把它看成是一种心理行为。既然认知是人脑神经网络的信息处理过程，是人类语言和思维的发源地，从理论上说，人的任何语言活动都必须经过认知处理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必须对话语连贯性的认知基础进行充分地讨论，才能对话语连贯的实质有进一步的了解。有些研究者（如郭纯洁 2003:15）认为在话语连贯的社会性得到了广泛重视的同时，其认知基础却未能获得相应的研究。该论断不完全正确，因为范代克曾就该问题进行过积极的探索并取得成绩。环视一个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界甚至符号学界，同时扛功能主义和认知心理主义两杆大旗的为数不多的研究者中，范代克是杰出的一位。

范代克明确指出话语有三个主要维度，即语言使用、信念的传递（认知）和社会情景中的互动（1977:2，转引自任绍曾 2003:11）。他在“信念传递”后面附加了一个注释“认知”，说明信念传递与认知有关，实际上是一个认知过程。可见他对话语语义的分析实际上考虑了话语的语言、社会和认知三个维度，“这正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前提：在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次——认知”(Svorou 1994)。

这里范代克表达了：
（1）文化语境与话语互文性存在的必然性。话语之所以是话语首先源于它的内在相关性（internal relatedness），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具有外在的相关性(external relatedness)，即，话语必然和意识形态及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连。在此，范代克与韩礼德都受惠于马林诺夫斯基(1923)和弗斯(1957)的语境概念。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话语间互文性意义把话语的连贯性延伸至某一话语与其历时、共时性话语的磨合互动。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类在交际过程中会将特定的经验归纳起来并从中抽象出经验类型，而要建构或解读语境中的话语概念就追溯经验从而确定话语类型。范代克(1977)将那些以往经验提供的期望和前提称为“世界常规”并赋予其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读者利用过去对于同一体裁或话语超结构的认知经验建构或解读新话语，该原则就是“互文性”（Kristeva 1967, 1986; Fairclough 1992, 见朱永生，2004:1-2）或“跨话语性”（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0, 见刘辰诞，1999:3, 11）。互文现象把具体话语意义拓展至宏观背景即社会文化的组合之中。因此，每一具体话语的互文意义即是此话语在大话语背景下对其他话语意义元素的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强化发展，从而“有助于人们参照熟悉的活动与熟悉的风格和形式对新的话语作出解释”（Johnstone, 2002:15, 见朱永生，2004:7）。当然，互文性涵盖的外部话语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当年范代克的学术视野，它既可以包括上述的同一体裁，也可以包括不同体裁（朱永生2004:2）。
（2）话语的主体性。话语主体在话语中构建的意义体系可以视为话语主体对语境的理解和构建在话语层面上的反映。语言仅是隐匿的和高度抽象的认知构建和认知域之间结构映射过程的表面显现。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成为语言与世界的互动中介，即语言表达是通过认知层面上的语义构建与真实或可能世界发生关系 (熊学亮2003:95)。可见，话语是主体对现实感知的结果，因此它无不浸淫着话语的主体性。同时，话语作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不断的话语交际形成现实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与主体认知能力、认知语境的渐善性相一致，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3）话语表征、话语超结构与认知的相互关系。话语可表现为事件和行动的心理表征。作为情节的原型组织，话语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独立的自在知识构型，另一方面又与其他知识构型迭交。范代克（1980:236-8）认为话语表征只有在话语超结构中才能得到体现，同时他认为话语表征也具有认知图式特征。总之，它们既相互独立又表现为一定的兼容性。在诠释话语表征与认知图式的相互关系时，范代克认为话语过程的线性特征决定了建构话语时需要选择话语视点（熊沐清 2001）。此处，范代克将视点视为一种概括性程序，即话语结构需要融合传达信息与听者的认知图式，且视点移动要依循认知规律，即话语连贯要反映人类认知活动的有序特征，他把这种顺序称为“自然顺序”。
（4）概念的整合性。传统语义学中所说的意义组合理论认为发话者的任务就是决定从心理模型中选择哪些概念和怎样把选择出来的概念构造成命题形式，而范代克(1977, 1985, 1988, 1993)认为自然话语中命题之间的相互关系往往是蕴含的，即受话者要理解自然话语的意义就必须展开联想，从一个心理空间跨越到另一个心理空间进行推导和填充，即话语意义不是组合而是整合获得的。这与他提出的宏观结构理论一脉相承，又与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概念整合理论不谋而合。范代克展示出的这种学术兼容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很显然，范代克视野中的话语科学具体化为一种从认知的、社会的、文化的整体角度对语言现象的综观，而这种综观与人类种种行为中的语言使用相关。这代表了范代克话语科学的“综观论”，与该学科的“单元分析论”形成鲜明对比。

三、话语语言学的方向：范代克的总结

范代克的话语分析是关于话语意义的研究，相当于广义的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在其《话语分析手册》第二卷中他将话语科学的方法论和研究现状作了总结。笔者理解如下（见表2）：
表2：话语科学的方法论
话语语言学理论是一般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话语连贯论的理论分野依赖于文化差异性。
书面话语与口头话语、独白话语与对话话语具有普适性。
话语类型与话语连贯直接相关。
认知能力与策略的多样性值得注意。
现有话语语义分析（语言、认知、语用等）尚不完善。
语义原则应考虑语言的社会性。
一般化与抽象化也适用于失语症、文体偏离等。
整个理论尚不完善。

按照他对话语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结，范代克对这一学科已完成的工作也作了概述（见表3）：

表3：话语科学的学科现状

1、话语是通过话语宏观结构来刻画的。该结构往往由标题或概要来表达。宏观结构句由宏观规则如删除、概括、构造以及从话语和世界知识中推导。

2、话语局部一致性应根据可能世界中命题间关系来表述。这些关系或条件性或功能性。

3、存在命题和表现命题的句子的一般制约条件，这些条件考虑语用的、时间的、空间的秩序。

4、话语整体性和局部性一致由话语的表层表达，如小句关系、句子顺序、连词、代词、副词、动词时态、冠词、短语等。

5、局部一致性有助于语用、文体、修辞等功能。

6、小句与句子的信息分布序列标志其功能。

7、话语语义分析是高度抽象的、有限制的、一般化的。

范代克的话语科学是迄今为止从语言学角度对话语进行得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他力图将一切有关的方面都纳入到一个尽可能合理的整体系统中去，从而为研究者勾勒了一幅较全面的凸现话语语义学和话语语用学的科学图景。作为跨学科性的一位出类拔萃的研究者，范代克毫无疑问地将话语置于认知科学、社会学、语言学、甚至哲学背景之中，创设着宏观言语语言学。这不禁让人想起索绪尔的一项声明：如果有必要，这两门学科（指语言和言语）都可以保留语言学这个名称，我们并且可以说有一种言语语言学。但是不要把它和固有意义的语言学混为一谈，后者是以语言为唯一对象的(转引自岑运强 2004:1)，即索绪尔“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号召。现代话语科学就是索绪尔声称的言语语言学。

四、结语

谈及话语分析的任务，朱永生(2003:45)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2）语篇的衔接与连贯；（3）会话原则；（4）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5）话语的语义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6）话语的体裁结构与社会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7）话语活动与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等。范代克在其中（1）、（4）、（5）、（6）、（7）等诸方面都有瞩目的成就，（2）虽集中体现了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的成就，但范代克对话语一致性的探讨也成一家之说。而他对于（3）的探讨可从他对话语科学的概述中依稀见到。
当顾曰国谈及话语分析的四大研究取向时，即通过话语分析解决语法问题、研究单个话语（包括句子）是如何组成话语的，探寻话语自身的构成规律、把话语分析当做研究宏观社会问题的工具、研究话语作为社会活动的有机成分的规律，范代克的话语语言学贡献便又沿着这条线索逐一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之中。

迄今，范代克的话语科学研究从未间断。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其话语科学又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标志为理论的深化与范畴的窄化（姜望琪 2006），当然也包括对以前探索的修正。但无庸质疑的是，其前期理论化成果是基石，也是更“纯粹”的话语语言学。

正如McCarthy和Carter (1994:7)所说，人们一旦开始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语言，那么他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当代语言学研究浩浩荡荡，理论并进与学术宽容弥漫，让我们沿着以范代克为代表的话语语言学家们的脚步拾阶而上，探索未知世界，领略真理的无尽魅力，以科学的态度和学术的勇气将这一年轻的学科开拓向前。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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